但是到了2019年，CFIUS 以“罕见而高调”的方式推翻了当时的决定，通知昆仑万维出售 Grindr，理由是“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试问，一个面向性少数群体，且用户量并不算非常大的社交平台，何以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何在三年前批准的交易，三年后又以夸张和毫无关联的理由进行推翻？但不会有人回答。

据CFIUS年报统计，2007—2014年CFIUS对中国企业并购审查由3件激增至24件，年均增长率87.5%。2013—2015年共审查39个经济体的387起交易，被审查中国企业投资数量为74起，分别占到当年审查总量的21.7%、16.3%和20.3%，年均19.4%，审查比重连续三年位居第一。

从CFIUS2019年年报数据来看，美国在去年进行的CFIUS审查数量远多于先前，而中国在过去3年所遭受的审查数量（140）是第二位加拿大审查数量（74）的近两倍。在整个 CFIUS 审查历史上，一共有6起总统亲自否决的案件，其中5起与中资有关，理由全部涉及“国家安全”。

可见，CFIUS 的存在早已不是为了对外国投资进行基于法律的合理审查，它完全沦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击中国公司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幌子。而程序不透明、裁量过度自由和关键定义模糊的相关法律，更是令当代国际法蒙羞的“恶法”。

但“恶法”也是法，而是越是“恶法”越难以抗辩，因为它不具备公平裁度的基础——美国也从未考虑过对中国企业的公平裁度。

恶法当前，总统的行政令在后，短期时间内——至少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和2021年1月新一届总统就职之前，除了关闭和被迫出售，TikTok在美国是没有第三条出路的。面对毁掉和被迫卖掉的选择，正常的公司会选择被迫卖掉，理性的政府机构也会理解TikTok这个艰难的决定，并呼吁美国政客不要打开行政粗暴干预市场的“潘多拉魔盒”。

要知道，字节跳动不得不出售TikTok美国业务，与中学《中国近现代史》课本上的“丧权辱国”和“割地赔款”不是一回事，也与《六国论》里批评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的六国绥靖不同。列强入侵是为了瓜分中华，秦王征伐是为了扫平六国，都是扩张主义的行动。而美国试图封禁或获得TikTok在美国的用户资产，是因为恐惧和警惕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和影响力，是孤立主义的表征。TikTok与美国权力机器的博弈甚至局部的“牺牲”，是建立在中国的创新自信和斗争策略基础上的。璞鼎查和义律不了解CFIUS，苏洵也不是特朗普的幕僚。将TikTok、字节跳动和中国科技创新的积累比喻成积弱的旧中国和困境中的战国六国，实是一种自我矮化，“中学课本照我去战斗”的思路，救不了TikTok，也不利于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市场的发展。

如果“被迫出售”是真的一个理性且最优的抉择，那TikTok还有什么可抵抗的资本么？

这个问题，从字节跳动创始人兼CEO张一鸣在8月4日发布的第二封公开信当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多数人把这次事件问题的焦点搞错了，问题焦点根本不是CFIUS以musical.ly并购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强制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这虽然不合理，但仍然是在法律的程序里，作为企业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别无选择），但这不是对方的目的，甚至是对方不希望看到，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全面封禁以及更多……”。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